文／詹伯望
二戰結束前後，以《祀壺之村》、《台灣考古誌》、《台灣的民俗》、《環中國海民族文化考》等著作聞名的日本考古學者國分直一（1908～2005），與台灣的考古學界多有往來；但知道他年輕時曾在州立台南第一高女任教長達11年（1933～1943）的人，確實不多。
「他的個子很小，大約只比我肩膀高一點，但他喜歡爬山，希望把身體練得更強壯些。」中等身材的中研院研究員、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益昌，用手比了一下左肩說。
「國分先生一直很崇拜在台北高校高他一屆的鹿野忠雄，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鹿野體壯如牛，冬天也洗冷水澡，一回看到窗外有蝴蝶，竟逕自跳窗而出追逐，令他十分羨慕。所以他也常去爬山，希望鍛鍊體魄。」這讓我們得以理解，為何在一高女的畢業紀念冊中，會有那張國分先生叉腰傲嘯山嵐繚繞的群山，卻背對鏡頭拍下的照片了。
二戰結束之後，國分直一依然留用在學術機構，1947年到1949年在台大歷史學系教過宋文薰，而宋文薰後來也教過劉益昌；國分直一算是劉益昌的太老師。1980年，劉益昌陪國分直一到台灣東部，沿海岸線進行調查，那時國分已經70多歲，但精神還很好。
據南方民俗物質資料館館長徐瀛洲的說法，國分直一在東京出生後才半歲就隨父母到台灣，住過高雄、嘉義，1922年入州立台南第一中學校（現台南二中），1927年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1930年回日本入京都大學史學科就讀，專攻國史學（日本史），其間得就近炙日本近代考古學，民族學的大家濱田耕作、梅原末治、水野清…等，也與思想進步份子有來往，曾受特高警察的注意。劉益昌也指出，京都大學一向有左派的傳統，而且日本的歷史系是也教考古的，這和台灣後來另設考古人類系很不同。
1933年，國分直一畢業後回到台南，任教於第一高女，當時台南已有州立台南一中教諭前島信次、台南二中的金子壽衛男、鄉土研究家石暘睢，從事鄉土研究，於是他也受到影響，調查台南台地的遺址，發現許多史前時代貝塚。前島信次對他另一項影響是，認為「觀察居住的城市，是件很奇妙美好的事。」「因為民居的紅瓦厝與滿街的鳳凰花，意象鮮明。」
國分直一去過佳里北頭洋、新化知母義做調查，1944年出版《祀壺之村》，可說是台灣西拉雅研究的啟蒙者，「如今大家知道，其實西拉雅族不是拜壺，而是拜壺裡的水。」劉益昌說，國分的豐富的研究資料也成為後來者追隨引用的憑據與基礎。
國分直一對台灣另一大影響是考古。劉益昌指出，1930年以來台灣西南平原的考古活動，是圍繞國分直一展開的，主要的文章都是由他執筆。國分會帶著學生進行遺址調查，用上考古學的方法，還會找上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運用體質人類學的知識進行分析。不過，似未見到他帶台南第一高女的學生從事考古活動。
1939年高雄大湖遺址的發掘，是台灣考古學的轉捩點。劉益昌表示，之前的考古學者從鳥居龍藏以來，都主張台灣南島民族文化係從南方而來，但大湖遺址與台南六甲頂遺址都挖到黑陶，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共同建構了台灣史前文化可能從對岸而來的證據。前島信次的學生黃天橫，也說過一個故事：1948年3月國分直一返日前曾來台南，偕同石晹睢再訪六甲頂遺址，在無線電塔圍牆外採集貝貝類遺物，還曾被衛兵攔下，軍官將國分的背袋倒出一看，全是貝殼，當場傻眼。
總的來說，國分直一個人學問的形成期，的確是在台南第一高女任教的11年之間，毫無懸念；只可惜，似未見如前島信次之於黃天橫，或金子壽衛男之於葉石濤，有女弟子繼續傳承發揚。
作者為台南文史工作者、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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