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女（3）——一高女與二高女

文／單兆榮，63級

一次大戰後，1919年的世界民主思潮，也衝擊到日本國內，稱為「大正民主期」，派到台灣的總督改為文人，開始「內地延長主義」（號稱與日本內地同）的政策，終於頒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但修業年限及程度仍低於日本同級學校，台灣男子的高等「普通」（台人學校加上普通二字）學校4年及台灣女子的高等「普通」學校3年，都比日本國內少一年。

男子課程仍是日語、漢文和實業，女子還是日語、裁縫和手藝。所以二高女學子們的回憶多提到修身、裁縫與烹飪等維繫家庭所需課程，校訓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夫妻相和、持信友朋、己持恭儉、博愛於眾。」，加上台灣傳統對女子受教的看法，如果家裡有受高等教育的女孩，連父母都會自嘲是「豬（兒子）不肥，肥到狗（女兒）」，可以想見當年女子讀書的不易!

1919年〈台灣教育令〉學制，為1921年二高女成立時所用。 

1922年〈改正台灣教育令〉學制。日台共學，為一高女、二高女共用的學制。

1921年成立台南二高女時，也開始區分「日本第一、台灣第二」的校名。（註一）全台唯一的例外是台中一中，因為它是林獻堂家族和友人在台中捐款而成的私立學校，比總督府的台中二中還早出現，雖然最後還是被納入官方體系，依舊保留率先成立的第一稱號。第二年（1922年），第一和第二高女開始適用的就是下表的日台共學制，也就是不論公學校、小學校和中學校，所有人都可以進入。（註二）但共學的結果反而為迅速成長的日人子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在各種設限和考試以日語為主的制度下，台人子弟能進入中學以上者日漸減少。於是出現奇特的現象是，台人子弟到日本升學反而比較容易。不過，赴日升學，除了學費，還有生活費，只有富家子弟機會大；中等人家子弟只能在粥少僧多情況下，留在台灣競爭少數名額。

以中學校為例，1922〜1940年間平均錄取率，台人只有15.9％，日人則51.5％。所以即使是二高女最初號稱為台灣人設立，一年後日台共學的結果，名額多被日本學生佔有，大部分的台人子弟還是就讀職業學校者多。根據這些資料逆推，間接證明當時台灣女子能夠考上二高女者，多為資優生；考入一高女者，更是鳳毛麟角，需要特殊家世背景和良好政商關係者。至於師範生的台籍錄取率只有5.1％，最低時甚至只達2.3％。師範生畢業後有職業保障，又覺得老師是女子最佳職業選項，因此當時的師範學校比一般中學校更難考，光復後國府初期經濟比較困窘的年代，也是如此。

這些少數頭角崢嶸的校友，社會表現亮眼。1925年畢業於二高女的許世賢，嘉義人口中的媽祖婆，深耕嘉義成為現代化城市。幼年時，秀才父親聘請漢文啟蒙老師，因此國學基礎紮實。一生創下許多第一，也和蔡阿信一樣進入日本東京女子醫專，又是第一位留日女醫學博士，與夫婿一起得到，美稱「鴛鴦博士」；第一位創立婦女會者（1946）、第一位女中校長（嘉義女中）、第一位女性參議員、第一位女性民選市長（嘉義市）。建設無數，觀念新穎，如提出廢娼，保護女性；曾返回祖籍歸宗，參與勞軍；但也為了理念成為無黨籍人士，是省議會時代問政「五龍一鳳」中唯一的女性，是雷震、胡適、李萬居等人打算成立的「中國民主黨」常委。頭角崢嶸、絕不妥協的個性，在母校時，拒絕為天皇生日寫賀卡就可看出；228事件時，以參議員身分參與水上機場協商，險遭不測。後又主張開放探親，弭平歷史傷痕。這位仰慕孫中山棄醫從政40年的女中豪傑，是嘉義政治世家「許家班」的開創者，女兒張文英、張博雅也先後成為嘉義市長。（註三）

許世賢銅像，嘉義市中正公園。1925年二高女畢業，開啟嘉義許家班的政治世家。 （來源：維基百科） 

1928年二高女畢業的許春菊，因為莊無嫌老師的鼓勵，受到莊無嫌老師的鼓勵，到日本讀奈良師範，畢業後回母校任教。嫁給梁炳元後，同赴日本傀儡政權的滿州國，直到戰後回台。從1951年當選臨時省議會議員開始，到正式省議員，連續多屆；1969年轉換跑道為立委，積極爭取教育經費。又為了增加法學素養，再攻讀日本法律碩士，直到1991年隨國會全面改選而退職。40年民意代表生涯，說明梁許春菊為鄰里服務的熱情和認真受到肯定，退休後仍繼續在教會發光發熱。 （註四）

梁許春菊省議員、立委。1928年二高女畢業。（來源：台灣省諮議會）

註一：有關日本時代和國府時代學校名稱對應，可見維基百科條目：舊制中學校(日本)
註二：圖表改繪自師大歷史系吳文星教授的演講文，〈日據時期的台灣教育〉，輔英科技大學，2005年。
註三：有關許世賢的資料，參考自施叔青、蔡秀女編，《世紀女性，台灣第一》，麥田出版社，1999年，PP.159-188。此書為影像紀錄片的文字檔。

註四：梁許春菊簡歷參考網站一、參考網站二

首圖：大正時代台南一高女正門口。來源：台南女中。
作者為師大歷史系畢業，北一女中歷史教師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