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空襲,躲誰的轟炸?
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以進攻亞洲作為渡過危機的策略,派到台灣的總督再度轉換成武官,台灣成為侵略戰場資源的供應地。1937年日本全面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後,改變昔日的「漸進同化」轉而積極推動「皇民化」,學制雖然未改,但內容和名稱更動,如廢除公學校裡的漢文科。
目前聯繫上的老校友,若年紀90歲上下者,大約都在此時進入中學,從1937到1945的8年間,漢文教育與漢文報紙消失,以致於國府初期,轉型困難。1945年二高女畢業的林月雲在〈日本語族,悲哀〉詩稿中感嘆:「因為時局變化成為時代孤兒,在日本人統治時,被禁止講母語,沒學好台語;日後被夫家以異樣眼光看著,被認為非日本人,怎麼講日語?雖然努力學台語,效果仍有限。回憶舊日,用日語輕鬆交談;今日要使用台語,如坐針氈。想到造化作弄人,不勝唏噓!」
1938年一高女的畢業紀念冊上,「慶祝設校20周年」的活動照片,見校園裡如常的學習和活動。其中一張「慶祝南京陷落」的照片,以另一種不同角度呈現了1937年12月入侵中國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女學生舉著日旗,走出校門遊行。95位畢業生中,極少數的台籍學生,也許她們在行列中是五味雜陳的。根據統計,1922年到1937年共有1,113名日籍女性自一高女畢業,台籍女性只有53人,不到0.05%。(註一)1938年畢業於一高女的劉秀華回憶,100名學生中只有3個台灣人,但「不能輸給日本人」,因為「輸人不輸陣」,不會忘記自己是台灣人的驕傲,雖然規定台灣人不能當班長、副班長,但成績不落人後,班上第一名是台南州知事的女兒,她得第二。在日本人使用自己母語的優勢下,台籍生必須非常認真,才能出類拔萃。她對政治的關心,並不因年齡而稍減,至今依舊持續投稿,並曾為文向日本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致敬,因為矢內原教授1929年寫了《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為日本殖民台灣的經濟政策道歉,被迫離開東京大學教職。劉女士敬佩他的敢說敢言,也為自己的國家催生而奮鬥,她感性的呼籲:「全國的老百姓,不分省籍、種族,多看看彼此的好處,不要爭來爭去,照聖經的教訓,彼此相愛,才能活得有意義;希望大家一起犧牲自己為台灣,為這個國家打拚。」身為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她,捐助百萬給母校的教育基金鼓勵學妹;還在98年校慶時,贈送自己當年的畢業紀念冊讓母校典藏,成為本文重要的參考文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的密令,就是以「登上新高山(玉山)」,拉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台灣從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的「後援」,變成防守美國的「前線」。於是配合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學制改革,再「修正台灣教育令」,進入戰時體制。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仍以「考慮台灣實況」為理由,規定「過日語生活家庭」子弟進入「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小學校),其餘家庭子弟則入「第二、三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公學校、蕃人公學校),打破原有的共學理念。1943年,台灣才全面實施6年義務教育,主要原因是,台人義務教育的經費由街庄自行籌資,經費不足以全力推展基礎教育;直到義務教育出現,才由郡市協助經費,但已經接近戰敗尾聲。中等以上學校更明顯不足,只將台人同化在日本社會的底層,學者認為反而激發台人的不滿和自覺,成為反同化主義的動力,如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籌組的「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抗日,阻礙了對日人和日語的認同。也是這一年,二高女的入學考試有個不算小的變動,根據當年入學的吳素霞回憶,當年入學考試,筆試簡化為一張綜合考試卷,含國語、數學、歷史、地理、修身和公民,另外還有口試和體育,可能是戰爭時期的彈性措施吧!
以台南一高女和二高女為例,的確曾經因為差別待遇而有些競爭。一高女有巍峨的紅樓,運動場是400公尺跑道;二高女則減半,在一次田徑賽輸給一高女後,1938年也改建為400公尺。接力選手的頭巾也有別,日本人讀的學校南一中、南一女是紅色頭巾;台灣人讀的學校南二中、南二女是黃色頭巾,1942年畢業於二高女的高阿春在〈優勝杯〉一文中如是說。1947年畢業的吳素霞也說,二高女沒有游泳池,對想學游泳的她,是失望的。光復後,遷到一高校舍,才稍解遺憾。
戰時體制使得校園裡也發生變化,廢止了課外活動,改著工作褲(運動短褲),編織擬網袋、縫千人針送給戰士,或種番薯、挖防空洞,甚至到軍隊裡幫忙洗衣服。在校學習時間銳減,老師的激勵語是:「如果日本戰勝了,你們都是諸島的女王了。」
1938年一高女學生,著運動的燈籠短褲,跪在地上拖地板。因為進入校園是要脫鞋子的。二高女也如此。 |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一高女學生舉著「國旗」走出校門。出自1938年一高女畢業紀念冊。 |
註一:「台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流水年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本文作者為北一女中退休歷史教師。
首圖內容:一高女第18屆畢業紀念冊照片。該照片翻攝自校友劉秀華所提供之畢業紀念冊。
首圖來源:劉秀華/台南女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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