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日治時期高女教育

         

文／楊淑芬，67級 

遙遠的日治時期，向學端莊女子形塑的「高女文化」，曾引領時代風騷，她們打開女性視野，擴大女性移動範圍，是許多賢妻良母典範，也是現代女性先驅。進入高女是一道極窄的窄門，不僅要經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她們在經濟社會條件上原屬金字塔上層的階級。

回溯彼時的課程，和男子就讀中學校相比，高女的教育宗旨勿寧在培養「賢妻良母」，四年制的課程，包括國文（日文）、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理科知識，更著重美術、音樂、茶道，花道，禮儀教養課程；育兒知識、營養學、家庭經濟等家政學知識也是一大特色。除了教室內的學科課程之外，高女也重視身體鍛鍊，足球、弓道、登山，游泳等運動及各種課外活動。以現代眼光觀之，更趨近「全人」教育。


學姐們對當時的記憶，從課程緊湊，到老師要求嚴格，自不待言，許多人共同的記憶是身教禮儀訓練，尤其是榻榻米上「正座」，每人都經歷腳麻難以動彈的記憶，端坐起身後，還要捧茶奉茶，許多人記得茶水翻落的尷尬。王陳仙槎（S16）學姐記得每次要端坐30分鐘，不用說腳軟腳麻，連站起來都有問題；陳寶嬌（S18）說一起身腳都麻了，起身以後要奉茶，許多人杯子端不穩，茶都翻了；高阿香（S18）還記得修身課程老師非常嚴格，大家穿的襪子要很乾淨，不能破洞，破個小洞就要扣分，大家都兢兢業業，體態姿勢端正之餘，還要注意襪子有沒破洞。

昭和8年入二高女的莊季春，後來轉學到日本廣島市高等女學校，轉學考試很嚴格，第一關就是「飲食禮儀」，校方準備飯湯等食物，在眾目睽睽之下，莊季春鎮定按照在二高女學到的規矩，端坐，捧起飯碗扒兩下，然後喝一口湯，這些中規中矩的動作，讓校方大為驚訝，日本校方才知道台灣教育如此嚴格，完全按照禮儀教學，學生程度一點都不輸日本。

做為女德的修養，裁縫課非重要，當時二高女獨步全台灣的校風是學姐為學妹縫制服，王陳仙槎（S16）記得三年就要為新生縫制服，老師先打版，把布料剪好，在裁縫課的時候，接部就班教同學們一一縫上，新生來了就有制服可穿。沈碧雲（S6）認為這是濃厚的姐妹愛，學姐親自踩踏縫紉車，一針一針縫起來，對學妹表達無盡關愛，她永遠難以忘懷，這麼優雅校風，值得校友們記憶驕傲。

在同化教育之下，裁縫課的時數編排差異很大，高阿香記得和服課程一星期有二回，一回兩個小時，從小孩子、女性、男性的和服一層層的每一件都做齊了，但是洋裁的時數則是一星期一個小時，訓練大不同。　

梁許春菊（S4）記得當時課程很緊，學科外掃地拖地，鋼琴藝能課都學，她特別記得鋼琴課，音樂老師都會排時間個別教學，學生也要課外練習，她一直不能理解現代孩子學鋼琴要花錢，以前只要在學校專心學習就可以彈得很好，當時老師逐一教學，也從不額外收費。

做為現代女性得文武皆修，稱職的賢妻良母，更需體魄健全，所以體能的訓練，也是課程重點，體育課程從遊戲、體操、競技到國防體育推動，不同時期的學姐們經歷不同的訓練，體能與體力的改變，大大改善過去娉婷弱美的女性形象。

體操課每周3小時，全校校職員生會有固定的時間一起運動，還有肋木、平衡槓的訓練，除此之外，競技類的項目，游泳、弓道、騎馬、足球、庭球、籠球、陸上競技等，可以自由選擇兩項運動；年輕時期留下帥氣英勇弓道照片的郭如霞（S18）學姐，當年選的就是弓道和游泳。

當戰爭逐漸接近，日本和中國交戰，台灣進入「戰時體制」，體育課產生質變，開始推廣國防軍事，弓道、射箭、薙刀都是重要防衛性訓練，王陳仙槎記得「薙刀」訓練，拿著一把長柄大刀，在敵人來犯時，如何禦敵防身，她已經忘了如何揮刀，只記得那把刀頗重，訓練時非常吃力。

相較於禮儀體能和技藝課程，學姐們對於理科知識的回憶，沒那麼刻骨銘心，也許當時進得了高女這道窄門，不是百中選一，也是同儕的佼佼者，唸書考試都難不倒她們。然而，為了爭取好成績，躲在棉被裡唸書到天亮，偷溜進廁所唸書也大有人在。

高女第三年是分科學習，未來將繼續升學的要選「英文科」，如果不再升學就選「刺繡科」，王陳仙槎早就打定主意繼續到日本唸書，她選英文科；高阿香則是認為唸好書簡單，做一幅絕美刺繡是大挑戰，她選擇刺繡，當時費盡心力繡好的作品，女子在橋上賞櫻的美圖，費了她整整一年光陰，即使作品早不存在，當時櫻花散落的柔美，女子裙帶飄飛，「櫻花匆匆，思慕無限」，歷經70多年之後，還烙在心上。

高阿香家在佳里，當時住在學寮（宿舍），晚上熄燈後，很多同學都還蒙在被子裡用手電筒唸書，通宵拚得很；蔡瑞雲（S7）學姐一心想成為高等學校教師，夜間熄燈後和同學相約溜進廁所，就著夜燈讀書，並且和舍監玩起躲貓貓，回想起來都覺得當年太拚命了。

因為學校教育是這麼紮實，學得既多，老師要求嚴格，18歲畢業離開學校的少女，做什麼像什麼，結婚打理家事井井有條，到日本繼續求學幾乎無往不利，進入社會各行各業，更能勝任；高阿香畢業後曾做過會計、在小學教書、在銀行上班打著飛快的算盤，而她還是台灣俳句名人，著作等身，她回想著自己一生，一切應是歸功高女學校訓練。

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系畢，現任中華日報撰述委員。